突尼斯法律允许开妓院，政府对妓院加以监管。不过，这种存在了几十年的状态正在发生变化。

 

现在妓院仍旧是合法的。但在女权活动人士和宗教保守势力的双重压力之下，突尼斯的合法妓院正在迅速消失，几乎绝迹。

 

BBC特约记者谢琳·艾尔菲奇（Shereen El Feki， 又译莎琳·艾尔费奇）找到两名在苟且度日的性工作者，了解她们的生活日常以及对将来的生计有什么打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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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无去处

阿米拉（Amira）25岁，未婚单亲妈妈，阿拉伯世界目前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合法性工作者。

 

“我早上7点起床，洗脸，化妆，到厅里喝杯咖啡，然后就等着开工。” 和许多突尼斯女性一样，阿米拉每天辛勤工作。

 

突尼斯对卖淫实行双轨制，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注册登记的合法妓院，那里的性工作者都有政府许可。另一部分是没有政府许可的卖淫，是非法性交易，如果被捉住，最多判监2年。

 

当局以公共卫生理由对卖淫业实施监管，以防止性病传播。早在19世纪法国殖民统治时期，这方面的监管就较严格。

 

突尼斯现行涉及性工作行业的法律是1940年代制定的，1958年突尼斯独立后仍旧沿用。但还能保留多久，现在成了问题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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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各地不少性爱娃娃妓院开业。

2010年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之前，估计突尼斯各地有十来家合法妓院，大约300名合法性工作者。2019年，只剩两个城市——突尼斯和斯法克斯——还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妓院，藏在老城区那些曲折幽深的巷道中。

 

阿米拉20岁开始在斯法克斯的一家妓院工作，那是5年前，城里有120名持证经营的合法妓女，现在只剩下12个。

 

她说：“他们在一步一步地裁员，因为一点小小的过失就把人开除。说不定哪一天同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。”

 

可以构成被开除理由的行为包括违反规矩、跟客人争吵打架，或者在屋里喝酒。

 

“我们原来可以挣钱养活孩子，付房租。现在不行了。实际上我没别的路可走。他们要是把我赶走，我们还能去哪儿？”

 

 

没人保护

纳迪娅40多岁，离婚，单身，在突尼斯市一家合法妓院当妓女。她很清楚阿米拉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 

纳迪娅在全国各地的妓院都呆过，最后在南部一个叫加夫萨的地方落脚。

 

2011年，那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发起“定派”主义抗议，冲突剧烈，纳迪娅工作的妓院关门。那段时间，突尼斯全国上下有大批合法妓院关门。

 

纳迪娅在加夫萨被抗议示威者打伤。养好伤之后，再也进不了合法卖淫渠道，只好转入地下当“野鸡”，冒险在街边非法卖淫。

 

她真心怀念在“体制内”的日子。“那时可不一样，每周有医生来做检查，有女用避孕套，还有一个鸨母（负责收钱）。

 

“现在，有客人时我会感到害怕，因为没有人保护我，没有人替我撑腰。”

 

一次，一个嫖客过夜之后还抢走纳迪娅的钱，打她，掐她脖子。

 

“我现在全身都是淤血乌青。你看，我的鼻子也被打坏了。”

 

卖淫业将来的走向是一个在突尼斯导致意见两极分化的问题。

 

迦太基大学（Carthage University）法学教授瓦希德·弗齐奇（Wahid Ferchichi）告诉BBC，突尼斯的社会活动和权益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。

 

女权活动人士呼吁司法改革，保障个人自由，包括推动同性恋非罪化，但她们不碰卖淫业。

 

弗齐奇教授说，政界和公民权益圈子内有不少人支持关闭妓院，因为在他们看来卖淫就等于现代版的奴役、人口走私。

 

“但如果这些地方都关门了，然后搬出突尼斯刑法，那些女人都得进监狱。那么，有什么解决方案吗？”

 

 

“卖淫非罪”

最近一次修改法律，把非法卖淫的刑罚从监禁改成罚款500第纳尔（175美元，140英镑）。但这笔罚款对那些女事主而言是一大笔钱，在从业者圈内反对声很大。

 

斯法克斯的性工作者协会负责人布泰娜·奥伊索维（Bouthayna Aouissaoui）说：“现在经济是这种情况，国家没钱，没有工作，这么做没道理。”

 

地下卖淫业已经开始萧条。

 

嫖客兜里缺钱，又怕宗教势力谴责，许多外来移民和走投无路的女性被迫非法卖淫，行业竞争激烈。

 

奥伊索维说：“（罚款）500第纳尔太多了！她从哪儿去找这笔钱？她接一个客人只能拿到15-20第纳尔。”

 

另一派主张卖淫非罪化，这一派的权益人士中就包括弗齐奇教授。

 

他希望将来有一天卖淫在突尼斯非罪化，突尼斯政府向那些因此下狱的妇女道歉。

 

那一天或许很遥远。

 

至少在复兴运动党执掌突尼斯大权期间不可能有这么一天。

 

复兴运动是中间偏右的伊斯兰党派。该党一名要人，沐鸣手机app   沐鸣手机版下载莫赫奇娅·拉比迪（Meherzia Labidi）明确表示不同意卖淫非罪化。

 

她说：“如果侵犯了社会价值观的基础，那么家庭就会受到侵犯，我们给孩子灌输的价值观也会受到侵犯。”

 

2014年，突尼斯海滨城市苏塞决定关闭全市妓院，性工作者上街示威抗议，拉比迪跟她们见面交谈，在国内声名远扬。

 

她虽然不喜欢合法妓院，但还是认为应该帮助在妓院工作的人找到其他生计。

 

“我们怎么为她们提供医疗保健、住房、食物，让她们生存？可以给她们一份工作，或者让社会以另一种方式接纳她们。

 

“这不仅仅涉及法律和政治决策，还涉及观念的改变。”

 

如果对卖淫行业的限制不断收紧，那么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生计就会成为一大问题。突尼斯现在找工作不容易，尤其是女性；女性失业率是男性的一倍。

 

 

不能雇你

阿菲弗（Afef）原来在那里当鸨母的妓院最近被关了。她知道女性就业困难的关键所在。

 

“即便（前性工作者）到餐馆去洗碗，一、二天后就有人会说，这个女人原来在妓院卖淫，然后餐馆老板就会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雇你。”

 

阿米拉现在还有工作，但她觉得自己的未来也没多大希望。

 

“我们的家人很难再收留我们。如果我被踢出妓院，就得在街上流浪乞讨，我得到清真寺外面去为孩子乞讨。但愿他们能对我们发发慈悲。”

 

谢琳·艾尔菲奇（莎琳·艾尔费奇，Shereen El Feki）转行当记者前是医生。她曾为《经济学人》撰稿，在半岛电视台主持节目，还在联合国下属的全球艾滋病毒及法律委员会担任过副会长。她的《性与堡垒：变化中的阿拉伯世界的私密生活》（Sex and the Citadel - Intimate Life in a Changing Arab World）一书2013年出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