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多年前饥饿肆虐的年岁，沐鸣招商主管大批出生于江南各地的弃儿被集中送到北方，他们被称为“上海孤儿”。这些远离故土的孩子在养父母的照顾下长大成人，他们的曲折经历，拂去历史尘埃后，成为一个个特殊年代里折射人性光芒的真实故事。

其中，3000名“上海孤儿”被送到了内蒙古草原，他们与牧民母亲、与大草原的故事和情感，是11月21日公映的影片《海林都》的主题。

“海林都”音译自蒙语，意为“爱之歌”。11月17日，《海林都》编剧胡绍祥在影片的上海试映会上说，自己在前期采风时才真正了解到孤儿和草原母亲的故事和感情，他说，那里的爱和别处不一样，不自私，不设限。“一位蒙古族母亲为了让收养的孩子吃上西瓜，牵着一只羊走了很远，终于用羊换到了一个西瓜。”

与一位“上海孤儿”一起生活劳动的经历也让胡绍祥感到震撼，昔日的孤儿已经60岁，每天到草原上劳动，“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沐鸣代理招商都是很重的体力活。他虽然不是蒙古族，但是已经完全融入了草原。”结合多位孤儿和母亲的经历，胡绍祥开始撰写剧本，让这一脱胎于真实历史的故事呈现出来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大量弃婴出现在常州、无锡、苏州和上海等江南地区各大城市，但这些城市同样食物匮乏，孤儿们命悬一线。幸运的是，当年的内蒙古第一书记乌兰夫得知了这一情况。他了解到，江南地区各大城市的福利机构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，加上粮食形势日趋严峻，福利机构已经无力抚养。乌兰夫随即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：发动整个内蒙古，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，交给牧民抚养。

仅1960年一年，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。在内蒙古之后，陕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也陆续接收了大批弃婴。这一次大转移，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形势好转之后才逐渐停息。由于档案材料缺失，具体有多少孤儿被送到北方已无从统计，但据推断总人数超过一万人。

这一“当时最大规模人道主义人口迁移”，自上海北上，孩子们先乘汽车，再换火车，然后换乘汽车，还用上了勒勒车，甚至马匹。对于五六岁，甚至只有几个月的孩子来说，这是一次艰难的征途，但也是求生的旅程。

当年孤儿中的两位——童娅和南方，成为影片的一条主线。内心伤痕累累的童娅，在乌兰牧骑的年轻歌手阿柔娜身上觅得母爱，终于敞开心扉，成为尚未生育的阿柔娜的养女，熬过了艰难的年代，也成长为乌兰牧骑的一员。而倔强的南方重新得到家庭温暖后，跟随爷爷拉起了马头琴，让自己的情感融入草原。

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草原的都贵玛，是阿柔娜等草原母亲的原型之一。当年，年仅19岁的都贵玛承担起照顾28个来自江南的孤儿的重担。孩子们逐渐长大后，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，她又找到收养家庭，忍痛把孩子一个个送走。胡绍祥采访都贵玛时了解到，当年为了找回一个跑出去玩的男孩子，她的眼睛不慎被柳树叶划伤，导致视力受损，“为了孩子，什么都舍得。”老人说，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
草原母亲的胸襟也传给了她们收养的孩子。一位草原孤儿长大后找到了亲生母亲，得知因为自己是女孩才被父母遗弃。但她并不怨恨，而是大度地邀请母亲和哥哥、弟弟一起去草原做客。“我觉得是草原给了她博大的胸怀，这也是我采访时最明显的感受。”胡绍祥说。

《海林都》中的音乐，时代、地域和民族特色鲜明，表达出人与人、人与动物、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。主要角色阿柔娜和她的丈夫朝鲁，都是乌兰牧骑的成员，他们为牧民演唱，拉起欢快的马头琴，民族传统音乐为这部基调凝重的影片带来了浪漫和欢愉。

乌兰牧骑是影片的另一条主线。作为活跃在内蒙古各地的演出队，乌兰牧骑的出现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口分布有关，也与蒙古族对音乐、舞蹈的挚爱有关。内蒙古地域辽阔，人口分散，交通不便，有不少牧区走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，需要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演出团队。1957年6月17日，第一支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成立。

《海林都》中，马头琴和长调等蒙古族传统音乐占有重要位置。乌兰牧骑的演出场景、欢快的牧民日常生活、特殊年代无法言语的愤怒，都通过音乐表达出来。影片基于真实历史事件，也融入了根植于民族传统的浪漫。比如，当狼群包围蒙古包时，额吉（蒙古族对母亲的称谓）抱着孤儿们轻声歌唱，狼群在歌声中慢慢离开。遇到了母骆驼抛弃驼羔的情况，牧民马上找来马头琴乐手，在马头琴的伴奏下轻抚母驼唱起劝奶歌，让母驼接受自己的孩子。

音乐不仅引入神秘与浪漫，它与超越民族和血缘的大爱之间，有着无法言说却切实存在的关联。